卡利集团开户:诗人塞纳:“我的创作必将荣耀葡萄牙之名”

admin 1个月前 (09-14) 社会 22 0

2019年11月2日是葡萄牙诗人若热·德·塞纳(Jorge de Sena) 的百岁诞辰。葡萄牙文化界从年头起就举行林林总总的纪念流动,就连小城的街道上都竖起他的巨幅肖像,苍白坚贞的侧脸微微仰起,映着远山和昏暗的天空,让人想起他在半个世纪前写过的一句话:“我的创作必将荣耀葡萄牙之名。”今天的葡萄牙用行动回应了这位20世纪最主要的葡萄牙亡命作家,一位以“见证的艺术”行走人世的人文主义者。

里斯本国家图书馆举行的纪念塞纳百年诞辰展览开幕海报

(一)

塞纳,1919年11月2日出生于里斯本。父亲奥古斯托·拉波索·德·塞纳(1874-1944)来自亚述尔群岛,是葡萄牙商船队司令。母亲玛丽亚·达卢斯·特莱斯·格里洛(1882-1967)来自葡萄牙中北部小城科维良,在多明我教会学校接受过教育。塞纳的怙恃是在一艘前往安哥拉的船上熟悉的,以是塞纳说:“我降生于非洲。”

塞纳的童年异常伶仃,很少和同龄人玩耍。父亲常年在外,是母亲教他阅读和抚琴。与他们同住的外婆伊莎贝尔不仅擅弹钢琴、懂作曲、热爱诗歌,照样个猜字谜能手,她把对音乐和文字的热爱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外孙。塞纳家族的男性成员大多是武士身世,履历传奇,他们都希望塞纳长大后能继续他们的衣钵,而年轻的塞纳显然更希望两者兼顾。他早年常读航海、周游主题的文学作品,这些书的作者也多是武士或与塞纳身世相近。

1936年,16岁的塞纳即将高中毕业。六月的一天,他在外婆的“飞行员”收音机里听到德彪西的钢琴曲《淹没的教堂》,音乐中徐徐浮出海面的伊斯大教堂唤醒了他。第二天,他写下人生中的第一首诗“醒悟”。这一幕“诗人的降生”,厥后多次被塞纳写入作品,例如诗集《音乐的艺术》(1968)中的“序曲”,题目就叫作“《淹没的教堂》,德彪西”。在诗歌“劳作与一样平常”(1942-10-27)中,他写道:“我坐在桌前,书桌就像整个天下/我最先写作,誊写散发着/爱的芬芳……/这纸,这书桌,我捕捉我所写的一切。”在小说《火的迹象》(1979)中,音乐变为1936年炎天,落日余晖下海边此起彼伏的呼喊声,穿过主人公若热的脑海,凝结成第一句诗:“火的迹象,人们疲劳而镇静/向这冰凉的灰烬作别。”像这样或真实或虚构的履历将连续不停地泛起在他今后所有的文学创作之中。

1936年10月,塞纳进入里斯本水师学校读预科班。1937年10月,他登上葡萄牙“萨格雷斯”号训练舰,最先航海见习,途经巴西与非洲多国。然而半年后,因体能不达标,他被正式见告不能入水师服役。军旅梦就此告破,给塞纳留下伟大的心灵创伤,只能用创作和阅读来疏解。因此,1938年也成为塞纳真正的创作“元年”。他仅在九个月内就写下256首诗、一系列短篇小说和一部独幕笑剧,同时最先创作长篇小说,撰写文学评论,凭据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歌创作艺术歌曲,并在大量阅读天下文学的历程中首次接触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乔治·休奈特(1906-1974)和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1916-2001)的作品。

1940年,塞纳进入波尔图工程学院就读土木工程专业。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济拮据,频频生病,中途还去义务服兵役,最后在同伙的资助下,于1947年完成本科学业,成为一名职业工程师。那时的葡萄牙已经周全进入法西斯专制统治时期,头脑与言论自由遭到严酷打压,恐惧笼罩社会;而国际社会则履历了第二次天下大战、冷战发作。在政治社会环境以及现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影响下,20世纪上半叶的葡萄牙文坛涌现出许多文学派别,到四十年月末,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两大主流阵营,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诉求的碰撞:以文学的政治化来转变社会,或以深层意识及语言的绝对释放来重修真实。

1942年,二十二岁的塞纳以本名出书第一部诗集《追捕》。诗集题目显然在影射小我私家与天下现实,但我们在书中却读到了梦乡、破灭感、错置的主题意象以及潜意识奔涌的自动誊写,而此时距离葡萄牙超现实主义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尚有五年。1946年,塞纳出书第二部诗集《大地之巅》。虽然仍保留了部门超现实主义写作,诗人的眼光却聚焦炼狱般的天下以及被延伸的人类痛苦,对现实的沉思和抗争性跃然纸上。随着五十年月三部诗集《哲人石》(1950)、《显迹》(1955)和《忠诚》(1958)的出书,塞纳的创作特点也越来越清晰,他拒绝追随任何一种派别,始终保持气概的自力性和多元化。在塞纳看来,诗歌既不应该酿成迷狂情绪与想象的单纯宣泄,也不应该沦为政治工具而放弃抒情艺术和诗歌语言的审美要求。因此,《哲人石》里的取笑诗辛辣厉害,爱情诗缱绻动听,情色诗颇具感官美;《显迹》巧妙融合了彼特拉克诗体、莎士比亚诗体和其他格律的十四行诗;《忠诚》则体现了诗人对自我和人类的全景式张望,具有辨识度极高的人文和智性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塞纳把诗人作为其主要的文学身份,但他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全局性的睁开。在全职从事工程行业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塞纳以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与学者 、期刊杂志编者等多重身份活跃于文坛,并译介了许多外国文学尤其是英语文学作品,这在那时的葡萄牙是极为罕有的。然而,独树一帜使他游离于文学圈主流之外,他的职业要求他常年奔忙于全国各地及外洋,却无法给他足够的经济条件来养家糊口,从《显迹》最先,他就不停遇到出书方面的问题。1959年,塞纳卷入一场否决萨拉查专制政府的失败政变,面临流放非洲政治犯集中营的危险。恰逢巴西政府请他加入国际学术研讨会,圣保罗的阿西斯人文学院也向他发出文学教职约请,40岁的塞纳带着妻子梅西亚和七个孩子,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亡命之路。

塞纳

(二)

塞纳曾说,“亡命”早在他尚未脱离葡萄牙时就已最先。去国离乡,作为一种地缘和精神的去领土化,似乎解开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最后一把枷锁。

1961年,塞纳在《诗歌全集·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他的诗学态度,一种有别于佩索阿“伪装的艺术”的创作门路,即“见证的艺术”。在塞纳看来,“伪装”无疑是捕捉人之无限潜在性的最高身手,它证实诗的缔造可以逾越我们时时刻刻的局限存在。但“伪装”亦是一种狂妄,是站在外部,“宣称我们庞大多样的心里是不协调的家庭、不安的社会和痛苦的天下”。因此,塞纳说:诗歌不是“伪装”,而是“见证的历程”,“最好的诗艺就是为内部和外部多重天下向我们展现的一切提供表达。不仅仅有那些共时的、可能的理想天下,更有人类尊严的意志呼吁并盼望成真的天下。见证我们自身和经由我们所发生的转变,从而能够明白一切,熟悉到一切事物的努力与消极功效,在意识与情绪中履历一切。”

塞纳通过“诗歌日志”去出现这种“履历的见证”,他的诗歌往往都有正确的写作日期 ,按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通常会从一段详细的履历最先写起。为了捕捉誊写履历的当下性,他保留了自动誊写的习惯,几乎不修改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思索,任由情绪泛滥。沉思,是“见证”赖以存在的方式,一切履历和情绪被赋予了人文内在,获得了时间的历史性。而沉思的载体是语言,对诗歌语言结构性的驾驭,使塞纳得以实现“见证”的最终目的:天下的“蜕变”。

诗集《蜕变》(1963)和《音乐的艺术》(1968)是塞纳“见证”诗学的经典之作。葡萄牙著名学者若热·法增达·洛伦索以为这两部作品开创了葡萄牙诗歌的新纪元,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其说它们是“诗歌日志”,不如说是“主题系列”,聚焦对人类文化、艺术与智识的沉思和体验。《蜕变》以雕塑、绘画、修建、摄影等视觉艺术为誊写工具,《音乐的艺术》则以音乐和文学的交互为基础,席卷了16-20世纪西方古典音乐史上26位作曲家、若干演奏家、一位法国香颂歌唱家以及相关作品。诗集首版共有34首诗,经由两次修订,最终版本包含了44首诗、一篇写于1967年的后记、一段1977年揭晓的声明,以及塞纳为每一首诗写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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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蜕变》一样,《音乐的艺术》也是编年体诗集,除首尾两首诗以外,其余都按作曲家的生涯年月排序,堪称一座“音乐博物馆”,是对音乐这一人类最接近完善的艺术缔造的聆听与回望。从调性到无调性,从复调到主调,从绝对音乐到题目音乐、交响诗和歌剧,我们追随塞纳走完了一段横跨数个世纪的音乐语言蜕变之旅。音乐,正如塞纳在后记里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声音,但尚未被清晰的意义所污染”,由于音符不像文字那样有明确的所指。音乐倘若有意指功效,也一定要依赖于音符的“组织”,即和文字系统迥异的“语法”规则。在音乐中,意义首先降生于形式的表达。因此“音乐的诗化变形只有在我们明白音乐自身时才气实现:把它明白为形式自己,一种关于形式的履历”,而不是将它作为“有时的阅历”,成为我们小我私家情绪投射的工具。把音乐还原为自力而自足的客体,是对这种“从无有中缔造无限存在”的艺术应有的敬意。

然而,没有哪一种音乐语言不是时代审美观念与精神的产物,它由人创作,由人演奏,由人聆听,因此也绝无可能与人性割裂。《音乐的艺术》也是人的历史画卷:写安魂曲的莫扎特、亡命的肖邦、做着间性之梦的柴可夫斯基;复活了大键琴的兰多芙斯卡、凝望双手的老李斯特、泰晤士河上的皇家乐队;中国公主、俄国沙皇、巴黎拉丁区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另有北欧神话中的英雄……这些真实或虚构时空里的人坐上“时代与地址”的列车,在聆听的田野上疾驰而过。与他们的历史并行的,另有塞纳的诗人之路。

正如前文所说,诗集的第一首诗“《淹没的教堂》,德彪西”讲述的正是诗人在音乐中醒悟的履历:淹没的教堂从收音机里浮现,于是“我再也不能成为已往的自己”,经由音乐,“诗歌在我体内降生,/这是无法在世间演出的不幸,是只知自我否认、迫使我/抵制自身与他者虚无的不幸”。今后,诗人最先向世间的一切“投射深沉视象”。以是,《音乐的艺术》并不是单纯地谈论音乐,我们能在其中看到贯串塞纳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存在之苦、人性之光、生命与殒命、时间与不朽、爱与情色、人的堕落与神性、政治与社会取笑、精神与身体的亡命等等。在这个天下上,愚蠢云云张扬,良善又云云微渺,但音乐可以从“无意义的音符”中拔地而起,酿成一座意义的宏宇,犹如一个隐喻,证实人可以逾越自身,到达更为高尚的神性。在“最后的‘混成曲’”中,详细的聆听履历已经淡出,音乐和语言配合支持的人文智识在诗行中恣肆挥洒,好像是诗人在对其所属的文化传统做最后的回望。当巴西诗人阿泽维多的诗句第一次泛起,“五月花号”鸣笛,《自新大陆》嘹亮的铜管声响起,诗人告辞昨日的天下,踏上了新的旅途。

塞纳手稿

(三)

塞纳热爱音乐,甚至有自己的音乐作品,他听过许多现场音乐会,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就会打开收音机或唱片机,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边听音乐边写成的。我们不止一次读到他说音乐“在我笔下天生诗歌”之类的话。这让人想起《音乐的艺术》最初的题目——《音乐的变形》。这44首诗,也是音乐和语言猛烈摩擦并趋向协调的效果。例如,在“《淹没的教堂》,德彪西”中,塞纳像作曲家一样使用了黄金分割律和斐波那契数列,把少年诗人醒悟的历程用“阅读”(“我读了不少书,这是真的”)、“聆听”(“我闻声钟声”)、“触觉形象”(“掸灰时将它打碎”)、“使命的召唤”(“投射深沉视象”)、“诗的降生”(“经由它,诗歌在我体内降生”)、“旅途最先”(“这短短的序曲中”)这六个节点连成一线,缔造出一种与乐曲平行的隐性结构,这些节点所对应的诗句都在各自诗节的黄金分割点上。 在“巴赫:《哥德堡变奏曲》”中,诗人以“我知道,音乐只是音乐”为原始主题,发展出16种“变奏”,将音乐不停同语言、绘画、幽静、修建、时间与人等举行多重参照或交织隐喻,一步步拓宽音乐本体的内在。诗中有一句横跨26行的长句(第15-40行),内含8个“变奏” ,其中“穹顶”一词,是第八“变奏”(第34-40行)的黄金分割点,因此“好像是在声音的穹顶下/我们得以知晓,有时刻,/人比自身加倍高尚”也将整首诗推向热潮,形成了有如巴赫原曲般的拱形结构。而结尾处的“是否在某个时刻,……/……我们/不再是聆听者,而是存在之人,/我们曾经只是音乐?”好像与开头的“音乐只是音乐”遥相呼应,就像乐曲从咏叹调(Aria)回到咏叹调,形成一个开放的环形天下。像这样的情形在《音乐的艺术》中并不少见,其翻译难度也可想而知,译者不得不尽可能直译,不容易在这些诗歌的译文中换取诗行顺序,以免损坏诗中的隐性结构。

在这部诗集中,从履历到语言的“诗化变形”并不只有数学或作曲头脑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水上音乐》,亨德尔”一诗,音乐和演奏乐曲的原始场景同时泛起(“绳弦”、“木头”、“金属桨”既指皇家游船的部件,也指管弦乐器);乐曲在诗行中淡入淡出之际,人在时间之河上的流动与英国奥古斯都时期的理性思潮交相辉映,产生了蒙太奇式的拼接与叠化效果。在“听萨蒂的《苏格拉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理查·施特劳斯”、“最后的‘混成曲’”三首诗中,“变形”集中体现在音乐、文学、哲学甚至多种语言的高度互文性上。“肖邦:一份清单”是整部诗集中单行诗句最长的一首,乍看像篇流水账,开头一长串干涩的作品枚举让人感应不适,熟悉肖邦的读者也会发现,诗中的许多形貌实在并不相符肖邦的真实情形。诗人正是用这种方式,以39行诗对应作曲家的生前岁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被众人误解的天才。这让人难免想起塞纳同时期写下的另一首名为“三十年前”的诗: “三十年前,我最先出书作品/……人们见我懂英语,/便暗讽我剽窃艾略特。/……当我揭晓关于佩索阿的文论,/我就成了佩索阿的门徒。/一旦我公然研究卡蒙斯,/评论界又立马从我的诗歌中读出了卡蒙斯传统。/……我是古典主义的,巴洛克的,浪漫主义的,/推论者,超现实主义者,反超现实主义者,/……/我是谁,取决于人们各自的怒火。”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无疑都是让译者发际线后移的艰难挑战,需要全力在译文中保留细节,供读者深究。此外,考虑到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差异伟大,《音乐的艺术》中文版的译者注释最初有230余条,精简后仍保留了一半,希望这些脚注有助于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说明的是,塞纳为每首诗都撰写了札记,它们是“见证”聆听与誊写不可或缺的环节,内里详细记录了引发诗人创作的音乐演奏版本,许多都是珍贵的历史录音,值得我们找来细细品味。

《音乐的艺术》,【葡萄牙】若热·德·塞纳/著 金心艺/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书社,2020年9月版

(四)

1963年,塞纳入籍巴西。次年三月,巴西发作军事政变,武士专制政府建立,塞纳受到政治迫害,被迫脱离执教的普雷图河畔圣若泽学院。1965年10月,因无法接受巴西重蹈葡萄牙覆辙,诗人再次选择亡命,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事情(1970)。他在巴西时从未被当成过巴西人,在美国也始终被视为葡萄牙人,只管从1968年起,他最先返回欧洲,但每次都途径多国,只在葡萄牙稍作停留。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已经是一名具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却始终不愿为了回葡萄牙生涯而向政府妥协,放弃自由批判的意志和权力。

塞纳生前出书的最后几部诗集中,《前往污浊人世的朝圣之旅》(1969)是典型的“诗歌日志”,分为“葡萄牙1950-1959”、“巴西1959-1965”、“美国1965-1969”、“返回欧洲的旅行条记1968-1969”和“尾声”五个部门,在亡命中见证了小我私家生涯和天下的变迁。《驱魔》(1972)则是一部气概极为清晰明快的诗集,情绪丰炽,其对葡萄牙社会瘤疾的冷嘲热讽,到达了塞纳创作生涯的岑岭。在《我熟悉这盐……》(1974)里,这种攻击性化为诗人同天下与自身的息争,对殒命的镇静凝望和柔软的爱意充盈着诗句。《关于这海滩……太平洋岸边的八次沉思》(1977)是塞纳最后一部“系列”诗集,诗人的眼光穿过沙滩上赤身裸体的游客,在现实、回忆与神话的三重时空里,对人性提议最终的问询。

1978年6月4日,塞纳因病逝世,终年58岁。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他为葡语天下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20多部诗集、10多部戏剧(如1951年揭晓的悲剧代表作《无人期待的国王》)、30多部短篇小说、一部惊世骇俗的中篇小说《奇异之身》(1966)、一部未完结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火的迹象》(1979)、近40部专著(包罗对卡蒙斯、佩索阿、天下文学、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深度研究),另有大量与同代主要作家的书信(至今仍在陆续出书)。同时,他还译介了200多位外国诗人的千余首诗歌和20多位作家的小说、戏剧及文论。他以罕有的渊博学识、宽阔的视野、深刻的头脑和令人惊叹的文学缔造力,成为20世纪葡萄牙文艺复兴式的学者诗人。只管红尘令人痛苦,他依旧坦然面临生涯,忠于这个天下。当我们透过这些闪耀着“理智之光,爱之激情”(但丁语)的诗句,延续“见证”与“沉思”的时刻,信赖诗人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正在克里特岛上同弥诺陶洛斯一起喝着咖啡,逐步变老,心安理得地迎接众神的凝望。

金心艺

2019年12月24日,于科英布拉

本文为塞纳诗歌集《音乐的艺术》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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